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还没怎么过日子，这日子就过去了，他们的感受有点像是刚刚睡着就被叫醒似的，睁着迷迷糊糊的眼睛，莫名其妙地看着新年的元旦，而新年元旦就是那一声把他们惊醒的，突然来到的响亮喊叫。
——余华
再过几天，1994年最后的一个月就要来了，然后是再过一个月，1995年要来到了。
这日子过得真是快，似乎刚刚习惯了1994年的书写，1994年就没有了，接下去在1995年的好几个月里，给朋友写信，或者写文章，日期落款时总要不自觉地写上：1994年......写完后发现错了，就涂改过来。有时接到朋友的来信，也常发现他们在日期上的涂涂改改。
一年到头，这到头的时候越来越不是滋味，首先来自于“日子过得真快”这样的感受，这快似乎是意料之外和猝不及防的，像是一把榔头突然砸在身边的桌子上。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还没怎么过日子，这日子就过去了，他们的感受有点像是刚刚睡着就被叫醒似的，睁着迷迷糊糊的眼睛，莫名其妙地看着新年的元旦，而新年元旦就是那一声把他们惊醒的，突然来到的响亮喊叫。
同时，这快的感受还是对自己过去行为的来不及做出的反应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对自己经历过的生活突然产生了怀疑，“这一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”自然，这个问题会很快弄清楚，弄清楚以后，人们就会寻找某种方式，试图来证明自己刚刚过去的生活是否值得。
于是，一年到头，这到头就成为了多愁善感的怀旧。想一想，一年里自己干了些什么？拿一支笔，再拿一张纸，认认真真想着，记在纸上，大事小事，只要想得起来的都记上去，最后一看，发现自己这一年里做了不少的事，比如重要的有：从一居室迁到了二居室；或者出版了第十三部作品；或者购买了一台摄像机；还有别的很多的或者......如果这个时候继续往下想，问题就会出来了，他会发现记在纸上的全是事，作为人，他这一年里又是怎么过来的？他的内心得到了什么？他开始发现生活的周而复始，他发现自己作为人的生活从来就没有过除旧迎新，他发现自己的生活其实早就一成不变了，他活着的意义就是在不断地复习，今年的生活在复习去年的，而去年的在复习前年的……这就是一年到头时，一个成年人的不安。
我是1960年出生的，这使我对2000年始终有着完整的数字概念，刚好四十年。我记得小时候曾经想到过这一天，那时候我也就是十来岁，或者再大上两三岁，那时候2000年对我来说非常遥远，就像让我行走着去美国似的漫长和不可思议。现在再想到这一天，我感到它已经来到了，近在咫尺，似乎睡一觉醒来拉开窗帘就可以看到2000年1月1日的明亮的天空。这一天来到的速度如此之快，并且越来越快，让我不安。而当我回首过去，回想我十岁的情景时，却没有丝毫的遥远之感，仿佛就在昨天。我十岁展望2000年时，我显然是奢侈了；而现在回忆十岁的情景时，我充满了伤感。这是时间对我们的迫害，同样的距离，展望时是那么漫长，回忆时却如此短暂。
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，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。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只属于自己生活，世界的丰富多彩和个人空间的狭窄使阅读浮现在我们的眼前，阅读打开了我们个人的空间，让我们意识到天空的宽广和大地的辽阔，让我们的人生道路由单数变成了复数。文学的阅读更是如此，别人的故事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。阅读这本书就是这样的感觉，在这些各不相同的故事里，在这些不断变化的体验里，我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得到了补充，我们的想象在逐渐膨胀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会不断地唤醒自己的记忆，让那些早已遗忘的往事和体验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，并且焕然一新。阅读一部书可以不断勾起自己沉睡中的记忆和感受，我相信这些的阅读会有益自己的身心健康。
八十年代末我们在鲁迅文学院的时候，马原经常过来。那时候陈晓明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博士，当时觉得那地方很远，现在北京大了，感觉不远了。我和格非转五六次公交车去看他，他就在宿舍里用电炉炒鸡块给我们吃，一大盘，晓明很会做菜。不过他很牛，不搞礼尚往来那一套，从来不到鲁迅文学院来看我。
马原经常来鲁迅文学院，当时莫言和我住一个房间，有一个学期他回家盖房子去了，他也不在，马原就在那住了几夜。我们通宵聊天，充满热情谈文学，没谈其他的话题。我们到晓明那里，也是只谈文学，除了文学没有别的话题，那真是一个很美好的时代。我记得晓明当时还写诗，问他发表在哪里，他很得意说，发表在研究生院女同学们的笔记本上。
那时候马原工作单位还在西藏，有一段时间马原离开西藏回到沈阳，马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，但是他做事基本半途而废。当时他很热心地给沈阳文学院搞一个活动，把我们请过去。这是我认识史铁生以来他的第一次长途跋涉，我和莫言、刘震云三个人把史铁生扛上火车，震云身体比我和莫言强壮，他背着铁生上火车，我和莫言负责把轮椅和四个人的包弄上火车，到了沈阳以后，就是马原背着铁生走了。记得我们还在那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，在一个篮球场上，我们是北京队，加上沈阳的马原，马原再帮我们拉来两个踢得好的，我们让铁生当守门员，铁生坐在轮椅里，我们说你就在这待着，把门守住。辽宁文学院的同学不敢踢，怕把铁生踢坏。（马原补充说：就是一个篮筐下面，铁生一个轮椅就已经把它围住了。）那时候确实很好玩，晚上去偷黄瓜，偷来以后，当时辽宁文学院周边全是农田。我记得走道里摆着一个大水缸，偷来的黄瓜在水缸里面洗一下给铁生送过去，铁生咬一口说，我这一辈子没有吃过这么新鲜的黄瓜。我说这黄瓜从摘下来到你嘴里不到十分钟。
这样的故事太多了。在沈阳待了一些日子后，马原去海南了。马原一直在漂泊，他当年选择去西藏，其实已经走上今天的道路，就是漂泊的道路，总是在途中。他一直安定不下来，他在北京也漂过一段时间，在北京漂着的时候是我们见面最多的时候。他原来在拉萨群艺馆工作，马原这个人心高气傲，他个子也高，平时看别人都比他矮，他瞧不起别人，跟群艺馆馆长关系很不好，他这种性格，拉萨市委书记都不放在眼里，群艺馆馆长算什么，所以经常吵架。有一天他们群艺馆馆长发火了，说马原你别再来上班。马原如获至宝，说：你说的不让我上班。从此以后马原再也不上班了，但是工资照样拿。然后他就到北京来了，工资还有，但他不上班了，他抓住了那个馆长的把柄，不是他不想上班，是那个馆长不让他上班。
后来他又去了海南，去了很长时间。他在海南时有了一个想法，就是刚才晓明说的，要拍一个叫《中国文学梦》的纪录片。那时候我已经回嘉兴了，有一次刚好程永新和格非从上海过来玩，住在我家里，我们三个人正下着围棋，有人敲门，打开门一看，我们三个人都傻了，马原带着一个摄制组来了。问他是怎么找过来的，那时候我们没有手机，家里也没有电话，马原大概是听说我们在嘉兴，直接上了火车，就找过来了，好像《中国文学梦》是在我家开机的。（马原说：前一段有一本《重返八十年代》，那本书就是关于我拍的《中国文学梦》的活动，拍了两三年，这个片子开机就在余华家里。）
他后来还是漂泊，漂到上海去同济大学当中文系主任。说实话，晓明当北大中文系主任合情合理，没有人感到惊讶。马原当中文系主任我觉得就是他这本《黄棠一家》前面的书名——荒唐。一个漂泊不定的人做了中文系主任，也好，我以为他从此会安定下来，在上海安家落户了。那时他还请我去同济大学做了一场演讲，到了同济的招待所，吃了午饭，我们哥俩就在房间里面，坐在两张床上开始聊天，好几年没见了。我忘了问演讲题目是什么，他也没有说演讲题目是什么，聊的差不多该去吃晚饭了，吃完晚饭就去会场。人很多，马原自己不上去，就在下面坐着，让他们系里的一个教授在上面主持活动，等我开始发言的时候才想起能说什么啊。往后面看一看，有标题在。其实马原也不知道我演讲的题目是什么，他根本不关心这些破事，他就是陪着我，跟我聊天，陪我吃饭。没过多久，他有自知之明，辞掉中文系主任了，他知道这事情胜任不了。
他在同济的时候我到上海我们必会见面。有一次我和苏童去他家，他在同济刚分了一套房子，他很骄傲自己的装修，他把所有直角的墙全部弄成圆的，还说他拥有知识产权，给我们展示他的成就。我们说马原还真是喜欢折腾，把墙的直角都弄成圆角，这也有好处，撞上不会划破皮。这些年来马原的生活跌宕起伏，漂泊不定，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我们老朋友见面时，经常会提到马原，马原在哪里？一桌子人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你说晓明在哪里，谁都知道晓明在北大，知道的更多一点的人会说，他昨天刚从上海讲课回来。说到马原，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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